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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风险类别

2018-03-14 10:46

  摘要: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转型期是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易发期。经济风险是指在经济领域出现非预期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缓冲机制)的不利变化从而影响到经济系统的稳定并将冲击外溢出经济系统。需要高度关注的经济领域风险包括:产能过剩与投资不足,房地产泡沫,实体经济的金融化风险。社会风险包括:收入、财富和阶层分化严重且缺乏纵向流动,老龄化与社会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社会治理不足以应对当前的社会矛盾等风险。财政金融风险包括:财政的可持续和部分省份的资金缺口,财政的低效率与多种政府职能下的利益冲突,政策性金融规模快速膨胀,信用持续扩张且信任基础较为脆弱,资产泡沫,金融功能萎缩和异化等。外部风险包括:产业、需求及人才、资金外流影响国内发展潜力,与国际市场动荡相互传染风险,国际规则重构和修昔底德陷阱。 

  关键词:经济转型,风险类别,泡沫 

  转型期经济社会的最大风险是经济社会发展难以维持现状但转型失败,经济社会陷入低质量循环甚至坍塌,其次是发生严重经济社会危机,转型以激烈的方式完成,成本过大。根据转型期风险可能产生的领域,可分为经济、社会、财政金融和外部风险等四类。 

  一、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在经济领域出现非预期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缓冲机制)的不利变化从而影响到经济系统的稳定并将冲击外溢出经济系统。在未来5年内我国经济转型期可能产生的经济领域风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产业投资失衡:产能过剩与投资不足 

  产能过剩是在特定技术条件下相对于某个阶段的有效需求的结构性过剩,是基于过度乐观的错误假定和不适当的激励约束机制下产生的,是资产泡沫在产业领域的表现。产能过剩在地区和行业上分布极其不均衡,并与国有企业改制不及时相叠加,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有三类。一是钢铁、电解铝等传统产业和新兴战略性产业的产能过剩。这类产能过剩是基于虚假繁荣的全球市场建设产能(或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的乐观估计),产能建设过程的自我强化,规模经济下的过剩产能竞争和政府的不当干预产生的。 

  二是资源的诅咒。山西、黑龙江、内蒙古等资源为主的地区,在计划经济资源短缺时期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时期,由中央国有企业基于全国工业建设需要大量开采并支援国家建设,或基于国际市场需求和过于乐观预期设计产能。企业在资源价格高涨时期的高福利和办社会行为,整体上缺乏必要的地区积累和产业转型压力,没有为自己培育转型升级的能力,在经济下行期资源供给相对过剩凸显,福利刚性和单一产业结构给地区发展带来沉重甚至无法承担的负担。这些地区和行业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国际上广泛存在的“资源诅咒”陷阱。 

  三是基于国家安全和农民增收等政策性任务导致的粮食过剩。我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对粮食的生产、收购、储存和销售等环节进行政府干预,或者政府直接生产,或者通过补贴,导致粮食的生产、流通等环节的价格体系扭曲。十几年的粮食持续丰收,国内粮价远远高于国际市场,在政策持续干预下,生产的粮食大部分被政府政策性收购,粮食库存设施严重不足,储藏量过大时间过长,农民又出现“卖粮难”。 

  经济总是与稀缺性相联系的,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以物化劳动为主的过剩产能领域,导致部分行业和领域投资严重不足,特别是高端制造业(自主创新)和服务行业,尤其是与社会信任(信用体系含品牌、征信体系等)、维护社会秩序(政府司法和市场秩序服务、质量保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及医疗、教育、养老等密切相关的行业。 

  ()房地产泡沫 

  我国将住宅福利化分配改为市场化分配,允许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后,集中释放了大量的购房需求,快速城镇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加剧了购房需求。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力有所下降,政府垄断土地供应,通过土地开发获得基础设施投资等所需资金,进一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占用了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减少了住宅用地供应。截至目前,从经济循环角度观察房地产市场,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经历了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和加速泡沫化三个阶段。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严重分化的加速泡沫化阶段,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出现价格泡沫,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积压严重。 

  ()实体经济的金融化 

  一是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特征明显,总体杠杆率较高,部分地区的非金融企业成为企业集团的融资平台。根据现金流量表测算,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性投资占金融性资金来源的比重,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的40%左右,快速上升到2009年的70%以上,2010年更是高达80%2013年仍达到64%。近些年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快速攀升,从2008年的78%上升到2016年的165%9年时间增加了87个百分点。政府通过设立企业集团承接政府债务并发挥融资功能,部分民营企业集团也通过其控股的产业公司进行融资。 

  二是房地产和金融投资成为部分上市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截至20169月底,有73家不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通过出售房地产变现实现“保壳”,投资收益成为部分上市公司主要收益来源。金融与实业之间出现价值自我实现的循环圈。 

  三是PE、非实业股东开始主导部分实业运作,产业越来越重视相对短期的股东利益。为提高资本回报和专业化的发展,装备制造业越来越服务化和金融化,即不以卖设备为主,设备通过融资租赁出售出租,并以后期的设备维护、零部件提供收益为主。上市公司更看重兼并重组业务,收购非公开上市的企业并装入上市公司,获得公开上市的溢价收入。 

  二、社会风险 

  ()收入、财富和阶层分化严重且缺乏纵向流动 

  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采取了“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模式,但到目前为止仍停留在“先富”的上半场,国内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日益扩大。2008年和2009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是亚洲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15年仍高达0.462。我国收入财富差距既有农村和城市、不同地区之间禀赋差异带来的,也有因政策等原因导致流动不畅引起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财富差距。我国已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和阶层自我固化趋势,缺乏阶层循环的力量(制度安排) 

  ()老龄化与社会公共服务严重不足 

  随着我国人口周期的变动,老龄人口逐步增加,2015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达到16.1%10.5%,受计划生育等政策影响,社会抚养率快速攀升,尤其是老年人的抚养率(2015年为14.4%)过高,劳动力人口开始出现净减少。我国仍存在一些国企办社会的情况。社会事务具有刚性,要求具备稳定性,但受企业经营周期的影响和目标冲突带来前期积累不足(也有国家横向调剂等原因),导致社会包袱严重。我国高质量的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管理体制尚未理顺。 

  ()社会治理不足以应对当前的社会矛盾 

  我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尚未对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和乡村治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调整。我国还存在2亿多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外。城市普遍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乡村则出现留守儿童、乡村衰败和黑社会等犯罪问题集中等问题。以集体土地提供农民基本保障,以维持粮价和政策性收储保护农民收入,面临巨大的挑战。我国还面临以“去中心”、共享、规模和范围经济等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对经济和社会的治理提出了不同于工业社会的要求。现行的相当部分的法律法规起草时间较早,针对性不强且相对原则,在经济社会快速变化的时代,部分规定与现实有一定脱节,加上司法体系效率较低,已不能满足调节现实冲突和矛盾的需要。 

  三、财政金融风险 

  ()财政风险 

  财政的可持续性和部分省市的资金缺口。2015年我国广义的财政收入GDP比重已达到33%,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比重将严重损害微观主体的活力。广义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快速攀升,部分地区债务负担沉重,存在严重的偿债风险。部分省市的公务员工资已无法按时足额支付。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巨大的隐性资金缺口,财务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当年征缴收入已连续三年超过总支出,20102015年各级财政补贴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金额已超过1.8万亿元。个人账户记账总额高达4.7万亿元,但个人账户的基金总额仅为3274亿元,占记账总额不到7%。部分地区的债务出现明显的可持续性。需要地方配套资金支持的项目已越来越无力承担,陷入资金实力下降、无力承接中央项目、进一步削弱资金实力的恶性循环。 

  财政的低效率与多种政府职能下的利益冲突。我国当前广义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还背负着大量的政府负债,通过国有企业等融资平台,以政策性金融和隐性担保的方式调动大量社会资源,但公共服务和社会秩序的提供效率较低,无法满足社会期待,对原国有企业和农民工等历史欠账较多。我国广义财政包括公共财政、政府基金、国有资本和社会保险四类,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且同时执行四类不同的职责,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在特定的考核体系下,将更注重发挥国有资本、政府基金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削弱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秩序的提供能力和效率。 

  政策性金融规模快速膨胀。我国财政与金融的功能没有清晰区分,存在庞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经济转型期,不仅政策性金融机构规模快速膨胀,还存在大量不应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的政策性业务大幅增长。在中央层面,央行通过支农、支小、扶贫再贷款再贴现、PSL及差别化信贷政策贯彻国家战略意图。银监会对银行的三农、科技支持等都有单独的考核,要求设立专门的部门,并对其业务规模和增长有“三个不低于”的要求。国家还通过地方专项建设基金,给国开行、农发行的特定贷款提供贴息。各级政府通过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引入金融杠杆支持地方产业发展,设立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等方式放大财政资金杠杆。这些政策性金融业务快速扩张,大部分存在政府的隐性担保,在支持政府意图的同时也埋下了未来庞大的或有负债负担风险。如果将这些隐性财政支出加总,再加上当年结转和调入的财政资金,2016年我国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更大。 

  ()金融风险 

  信用持续快速扩张,政府担保和资产重估成为信用扩张的重要来源,社会公众对货币体系的信任下降。2009年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可能的冲击,我国银行信贷增量井喷,此后信用在高基数上维持快速扩张。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赤字和信用扩张。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仅3.44万亿元,但社会融资规模增加17.8万亿元,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资产管理规模增加了22万亿元。越来越多的信用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隐性担保和资产重估已成为信用扩张越来越重要的基础。在CPI保持在2%左右增长,PPI持续为负的环境下,公众对货币价值稳定的信心大幅下降,寻找替代的价值储存手段,包括黄金、外币、房地产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空间大幅萎缩接近顶点。 

  金融体系激励约束机制不平衡引致各类资产泡沫。政府存在“谁家的孩子谁抱”,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以及事实上希望维持股指、汇率稳定、流动性充足的隐性担保,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监管部门出于发展目的竞相降低监管标准并引起市场通过通道等方式套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增加了金融系统脆弱性。金融机构的安全网外溢到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各个参与主体的责权利不尽合理,部分结构性产品沦为实业实现恶性收购等的金融工具。 

  部分金融市场出现功能萎缩和异化。新三板成交量大幅下降,对市场的吸引力下降。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在高准入门槛和交易成本的调控下,已部分丧失了风险管理的功能。金融机构为了规避严格的以大量行政性比例和产业政策指导为特征的不尽合理的表内监管,将大量业务转向表外和“表表外”,创造出大量高杠杆的结构性产品。由于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尤其是对欺诈、市场操纵等市场行为的监管,互联网金融、民间金融等领域出现了大量以庞氏骗局、欺诈等特征的行为,行业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 

  四、外部风险 

  ()国际产业格局重构过程中的定位:产业、需求及人才、资金外流影响国内发展潜力 

  受国内劳动力、资金、物流和房租等成本上升影响,为了便于进入当地市场,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向东南亚、非洲甚至欧洲等国家转移。近年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01618月份已达到1180.6亿美元,同比增长53.3%。但我们还要看到,我国大量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以战略投资的“抄底”心态大举跨境并购,其投资的有效性有待市场的考验。我国金融和中介“走出去”与实业“走出去”不匹配,给产业走出去增添了额外的成本。 

  在部分人群收入和财富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国内教育、医疗供给无法有效满足部分人群的需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海外移民及国外置业成为现实可选项,带来人才、资金以及房地产需求的海外转移。这一方面推高国外房价,在国际社会产生“中国威胁论”土壤,另一方面降低了国内增长潜力,产生了一个以国外为根基的,仅将国内作为财富来源的群体,加剧了国内投机氛围和浮躁情绪。 

  我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原油进口通道单一,储备运输能力不足,存在能源供应的安全隐患。2015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60.5%,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石油进口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32.7%,煤炭从2009年开始成为净进口国,目前为煤炭进口第一大国。石油运输方式主要是海上运输,80%的石油进口量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我国能源运输储备能力不足,使得我国能源系统应对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 

  ()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开放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相互传染风险 

  在我国经济与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我国货币金融体系与全球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全球已出现多个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多种工具反映全球对人民币的供需,包括风险管理需求。人民币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已出现互动,有研究表明2015年“8·11”汇改后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走势开始引导在岸人民币走势。不论是外币还是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都是影响我国货币环境的重要因素。大幅波动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着我国货币环境,在国内货币传导机制不畅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货币超预期的宽松和紧缩,给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意外冲击。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对外开放,与国际金融市场正逐步成为一个整体,外部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开始有渠道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国际游戏规则的重构与修昔底德陷阱 

  国际影响力是随着本国经济发展、治理模式的成熟和综合国力的提升,通过改变国际经济格、提高规则影响力等方面自然展现。转型期,我国正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规则谈判、“一带一路”、G20APEC、亚投行和丝路基金、IMF等渠道,争取国际社会的制度性话语权。这一方面为我国争取了适合我国的规则体系,但另一方面也承担了提供国际公共品的职责和成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经济实力超过英国的情况下不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世界金本位将国际收支平衡目标优先于国内目标,最终被更关注国内目标的浮动汇率体系所取代。在国内经济增速下滑转型时期,尤其是国内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存在大量历史欠账的环境下,平衡好可能会出现的国内目标和国际目标之间的冲突是个关键。我国的GDP已接近美国并在未来可能超过美国,但我国取得这种成就主要是依赖“后发优势”,尚未构建出不同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和治理模式的新优势,尚未成为新体系的“中心”,在同一个体系内超越原“中心”国家并获得一定的主导权,尤其是规则主导权,将不得不面临原中心国家的反抗玉制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风险。 

  注释: 

  ①广义财政收入=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财政补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转型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 

  课题总负责人:李伟 

  课题执行负责人:王一鸣 

  参加:张军扩  张来明  隆国强  余斌 

  课题协调人:张承惠 

  专题负责人:吴振宇 

  执笔:陈道富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转型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执笔:陈道富)  来源: 国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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