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部分智库一直在积极分析中国的跨境水安全,重点关注地缘政治影响、环境挑战和政策建议等各个方面。它们考察了中国的跨界水资源管理方针,强调了中国水政策的战略和竞争性质。这些报告分析经常强调与中国跨界水域相关的脆弱性和风险,包括水安全问题、区域管理能力薄弱以及国际合作法律框架不完善。同时,研究认为,中国利用跨界水资源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影响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周边跨境流域内邻国将产生重要影响。此外,美国智库经常将中国描绘成战略竞争对手和对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地缘政治背景强化了这种观点,中国的行动被视为其崛起为全球大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国内学界关于美国智库对华研究的主题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持续关注美国智库对军事防务议题的论述,如军事情报获取、防务开源情报搜集等;其二,高度关注美国智库对华新兴科技竞争议题,如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竞争等;第三,长期关注中国周边战略性议题,如涉台、涉南海、“一带一路”发展等议题。尽管国内外文献长期关注美国智库动向,但仍有未被充分探讨的议题。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水资源安全问题在美国智库的研究中相对较少被关注和提及,从美国战略观念角度深入分析中国水安全现状的研究也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尝试提供一个中微观的分析视角——从美国主流智库观念的嬗变考察美国对中国周边流域安全形势的评估。

　　2022年6月,美国白宫出台了《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这一纲领性文件明确将水资源安全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把水资源问题与地区安全形势捆绑在一起,具有明显的安全化趋势。文件明确表示中国作为上游国家,其水资源治理政策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挑战。这一政策立场颇具对华竞争意涵,为中国及周边国家国际流域的治理与合作带注入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地区稳定与安全。

　　中国作为多个国际河流的上游国家,被美国曲解为在跨境水资源地理上具有巨大优势并私自利用,是当然的地区“水霸权”。“中国水霸权威胁论”长期受到美国学界和政策界的关注和追踪。这一论述的根源源于美国智库对中国周边跨境流域安全形势的评估。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水霸权”的认知是基于怎样的评估?这一认知在美国政策界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文献样本和文献概况;第二部分详细探讨美国智库对中国周边流域水资源安全现状和安全手段的认知,并对其认知的特点和动因加以分析;第三部分着重探讨美国智库这种认知和观念对美国政府、舆论以及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实际影响;结论部分聚焦中国的应对策略,旨在探讨如何有效地回应美国智库在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的认知与行动。

　　1 研究设计

　　1.1 智库文献选择

　　本文选取了8所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美国和平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和贝克研究所(Baker Institute)。

　　选择这8家智库作为文献来源是基于两点考量。其一,智库的权威性。本研究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大学2020年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中综合榜单、“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与“能源与资源政策研究”上榜的智库。这8家智库专长于国际事务与外交研究,尤其对中国的环境、周边关系等议题进行长期追踪和深度分析,并且长期与美国政府保持紧密联系,能够代表美国主流智库观点,是美国对外战略决策中的重要民间机构。其二,研究人员的专业性。这8家智库拥有多名中国问题专家和环境问题专家,围绕着中国周边水资源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论文、观点性文章,长期活跃在各类专业的国际会议和科学议程中。

　　1.2 文献概况

　　从文献选择来看,本文用“China water challenge” “China transboundary river management” “water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water scarcity”等关键词在这8家智库上进行检索,选择了关联度最高的22篇文献。文献涵盖了2010年至2023年的时间段,能够较好体现美国智库界评估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的长期性与一致性。

　　文章作者有三点共性:第一,文章作者均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和环境资源研究学者。例如,伊丽莎白·伊科诺米的两部专著涉及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斯科特·摩尔则是专注中国跨境流域治理的青年学者。第二,高校和智库紧密合作,为主流观点提供理论支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艾肖克·斯温和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约书亚·巴斯比等,长期研究气候变化和跨境水资源等议题。第三,许多作者有政府任职背景,多次参与相关听证会并提交国会证词,深度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例如,谢利·古德曼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伊丽莎白·伊科诺米是拜登政府的中国事务高级顾问,理查德·克罗宁长期在国会研究服务局任职。同时,本文论证也不局限于这22篇文献。在整理美国智库观点的同时,也重点关注了相关国际会议动态、国会证词、媒体舆论、重要学刊、以及美国盟友智库的观点,以考察美国智库主流观点的扩散渠道及传播路径。

　　2 美国智库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的战略评估

　　以核心文献为研究起点,能够完整了解美国主流智库在中国周边水资源议题上观点的嬗变。从核心文件关注的主题中可以看出,美国主流智库主要关注中国周边水资源的安全现状和中国在水安全上采取的政策手段两个方面。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美国智库为政府相关立场与政策的出台予以支撑,并提出相关建议以应对现状。

　　2.1 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现状的认知

　　首先,美国智库夸大了中国内部的水资源安全态势,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管理危机。其对水资源安全形势的判断通常来自两个方面:水资源存量与水质。水资源存量意味着是否能够有足够的用水支撑居住人口的日常用水与生产生活,水资源质量则决定了居住人群的健康风险。基于这两个指标,美国智库普遍认为中国内部的水资源安全形势较为严峻。例如,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在呈现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的国会证词中表示,中国水资源分布极度不均且面临严重污染,进而产生了生态和健康等危机。斯科特·摩尔认为，中国的水资源短缺与污染制约了经济增长,政府出台的治理政策也许在发挥效果,但中国仍然存在着持续的用水压力。

　　其次,美国智库试图将中国内部的水资源管理危机与跨境水资源面临的挑战挂钩。美国智库认为中国内部的水资源困境已经形成“外溢效应”,促使中国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试图“控制”国际河流以获得更多水资源,因此中国被视为周边水资源安全的隐患。

　　这种担忧有三项表现。其一,认为中国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控制”(control)了周边国际河流的径流量,加深了下游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例如,迈克尔·维兹与劳伦·里德在《气候变化、移民和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报告中认为,中国内部的水资源匮乏问题已经延伸到周边国际流域,中国的发展依赖于水资源,而下游国家的用水则依赖中国。“随着中国内部用水的增长,中国的邻国很可能会看到流入他们国家的水量会越来越少。”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谢利·古德曼明确表示,亚洲大国之间的竞争在于对淡水的控制,这其中“中国控制了亚洲11条主要河流中10条的源头”。其二,认为中国缺乏参与国际水资源治理的意愿。娜塔莎·霍尔与艾肖克·斯温认为,在国际水治理的进程中,中国曾试图“阻止”(block)《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公约》的推行,除此之外,中国更愿意以双边条约的方式与流域沿岸国合作,这一合作模式暗示中国不愿受国际公约的约束。

　　第三,美国智库在认为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受到挑战的基础上,强调美国在中国周边流域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力求将美国的积极参与同中方的行动形成对比,刻意体现中国的“消极应对”。美国智库普遍认为,中国在周边国际流域的参与度不够,未能承担流域大国的责任。史汀森中心的布莱恩·艾勒在其国会证词中提到,美国积极参与湄公河下游的治理,并与下游国家构建了包容性的政策对话平台,依托此平台,美国从大坝管理和技术援助方面参与湄公河治理,“这些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中未能做到的”。这并不是史汀生中心第一次在国会证词中表明美国在湄公河流域的优势,早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时期,史汀森中心的理查德·克罗宁的国会证词表明美国拥有结构性优势,能从知识分享、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平台搭建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2.2  对中国实现水资源安全手段的认知

　　美国智库认为中国将大坝建设视为政治杠杆(political leverage),强调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视为维护水资源安全的手段,认为中方核心举措是通过权力手段、经济手段以及控制信息透明度,增加下游国家对中国 的依赖度。

　　首先,美国智库认为中国能够借助其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使用权力手段,实现其战略目标。它们认为中国得益于“亚洲水塔”的优势地理位置,能够通过水电开发加深下游国家的依赖。拉塞尔·斯蒂克勒认为,水利外交使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对下游国家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国只需要“按动开关”就能够减少下游水量,这将对下游的农业灌溉和淡水渔业产生威胁。中国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给予了“北京对东南亚水资源安全的实质性控制”。谢利·古德曼等认为,中国水电项目的建设意味着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赐予”(bestow)或“扣留”(withhold)水源。

　　其次,美国智库认为,中国还使用了经济手段以加强下游国家对其的依赖程度。本杰明·简森等认为,中国在多个国家资助的水坝项目增加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中方水坝建设与运行加深了下游国家对中依赖。中国将周边中下游国家“从独立国家变成了新的附属国”。例如,中国在湄公河流域资助了柬埔寨多个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深刻影响了所在国内政。马修福奈·奥尔和布莱恩·哈特认为中国在湄公河流域沿岸大量投资,这些投资涵盖了内河港口建设、水电站建设等能够支撑现代贸易运行的基础设施,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连结,中国试图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主导区域内的水资源管理。

　　第三,美国智库达成共识,认为中国在水利基础设施方面缺乏信息透明度,拒绝与周边流域国家分享流域信息。布莱恩·艾勒在国会证词中认为,中国尚未与湄公河下游国家共享河流数据。这并不是布莱恩·艾勒第一次就信息透明度发表意见,其在《外交政策》撰写的文章《科学表明中国的水坝正在破坏湄公河》中指责道,“中国一直将水管理数据视为国家机密”。而即便中国在周边流域公开了河流数据,也面临着“非关键数据”的指责。吉尔巴格曼认为,尽管雅鲁藏布江的水文信息是共享的,但水文站距离边界太远,无法为印度下游人口提供有效的早期洪水预警机制。他批评这一行为加剧了上下游国家之间的“不信任”(mistrust)状态。

　　3 对美国智库观点的解读

　　3.1 美智库对华跨境水资源的负面形象塑造

　　总的来看,美国智库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态势具有一致的负面判断,即认为中国作为多个国际流域的上游国家,通过权力手段、经济手段以及数据透明性等方式,“控制”了河流流量。这一片面认知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美国智库的话语体系将中国天然的地理位置塑造为战略意义上的刻意为之。智库报告及文章频繁使用“控制”“水资源竞争”“地缘竞争”等具有负面意涵的词语暗示中国的上游位置具备控制周边流域的地理位置优势,从而给周边流域水资源安全带来了威胁和挑战。在核心文献中,每一篇文章都对中国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指责,认为这是中国控制地区水源的“水龙头”。

　　第二,就议题关注度而言,样本中的美国智库具有明显的关注倾向性,引导舆论的意图明显。从核心文章的聚焦点来看,样本智库最为关注的两个中国周边国际流域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以及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涉及这两个流域的智库报告共11篇,占本文核心文献50%。其中威尔逊中心和史汀生中心这两个智库对上述两个流域的关注度极高。

　　以史汀生中心为例。该中心的东南亚项目从政策关切和实践行动两个方面展现出对湄公河流域的长期关切和参与,深度影响了湄公河流域下游国家的认知。一方面,通过“湄公河政策项目”专栏文章和会议研讨追踪分析湄公河流域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史汀生中心成为了搭建美国政府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合作的重要渠道。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的资助下,史汀生中心搭建了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1.5轨政策对话平台。由此可见,美国智库与官方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机制,以研究和援助的形式参与到“中国水霸权威胁论”的话语构建中。

　　美国智库产生这一负面认知的动因有两个:其一,智库专家的专业兴趣与美国战略需求结合。就相关专家组成而言,多数长期扎根于中国周边外交与环境议题,而这两个议题在美国政界的重要性也在显著提升。这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重塑中国的外部环境的安全需求相结合,成为智库影响官方态度的重要论调。其二,中国周边水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化,水资源议题的复杂性为美国官方介入亚洲事务提供了适当的契机。智库专家研判亚洲水资源短缺正在加剧,并且有可能因此产生水资源冲突,而这成为了美国介入亚洲事务、传播其价值观的重要切入点,美方智库的观点成为了美国行动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有力支撑。

　　3.2  美国智库评估的主要影响

　　基于上述核心文献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智库对于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形势的评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认知逻辑。美国智库正在发挥其支点作用,对美国官方政策出台和战略布局、舆论宣传以及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产生深度影响。

　　第一,影响美国官方立场和政策出台。在美国智库对中国周边水资源现状负面认知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与重要政客对这一议题高度关注,持续表达官方立场。美国国会周期性邀请智库专家、学者以及利益相关方就中国跨境水资源治理问题举行国会听证会,这其中不乏有样本智库文献中的专家作者理查德·克罗宁、伊丽莎白·伊科诺米以及布莱恩·艾勒等。

　　2010年9月23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东南亚水资源安全与挑战”听证会,表示中国周边国家对其跨境水资源管理的担忧,催促美国及早布局参与湄公河治理。2019年8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对中国在湄公河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表示担忧,称其为“令人不安的趋势”(troubling trends),并指责中国“推进由北京指导的新规则来治理河流”。2023年11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承认湄公河对东南亚的至关重要性以及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支持该地区繁荣方面的作用”的决议,这标志在美国智库、利益相关方以及公众舆论的推动下,美国对湄公河区域的战略规划已经得到了官方授意和支持,未来将长期深度参与湄公河治理。

　　此外,美国智库也是美国与中国周边流域国家开展科学议程合作的渠道之一。美国主流智库长期保持着与利益相关方的联系与互动,通过美国智库邀请中国周边国家的专家参与美国的学术活动。如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委员、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布拉马·切拉尼与美国智库保持紧密联系。2011年9月13日,他受邀参加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讨会,称中国为“区域水霸权国”,认为中印水资源冲突“具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影响”。2012年1月,切拉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以长篇大论否定和指责了中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指出中国售卖而非分享河流数据,认为中国合作意愿低导致亚洲水资源政治化和冲突化风险增加,并向国会建议“现在是向中国施加一致的外部压力的时候了”。

　　第二,涉华负面舆论扩散。美国智库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环境的负面判断,成为了“中国水霸权论”扩散的支撑。西方智库与媒体和盟国研究团体将中国的水资源问题泛安全化,人为地将中国塑造成了“水霸权国”。2020年4月,《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限制了湄公河的流量,其他国家遭受旱灾》,指责中国利用水利基础设施控制了河流流量导致下游干旱。

　　美国盟伴国家的智库和学刊在这一议题上也表现出了与美国智库的一致性,希望通过广泛一致的认识对中国形成国际舆论压力。澳大利亚的洛伊研究中心(Lowy Institute)长期关注中国周边国际河流流域问题,延续了美国智库的一贯认知。尼拉吉·辛格·曼哈斯认为,中国对上游河流的“控制”使其在水资源管理上具备地缘优势。拥有日本和澳大利亚背景的

　　《外交学人》持续关注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议题。亚洲协会研究员吉纳维夫·唐纳伦-梅在其刊上撰文将中国水资源治理视为焦点,指责中国作为“区域水资源霸权”和“上游超级大国”,对多边跨境水资源治理充满“不信任”,其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周边国家的用水压力。

　　由此可见,美国智库在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问题上起到了引线作用。在舆论扩散的过程中,上述文章均不同程度引用了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作为支撑。舆论将水资源问题描述成安全问题,认为水资源管理问题对区域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而中国正是能决定区域稳定性的关键角色,安全化趋向明显。这一舆论论调不利于中国周边水资源外交的开展。

　　第三,促动美国官方在中国周边的水外交扩张。美国智库能够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同时,在中国周边流域展开实践行动,践行美国政府的战略规划和布局。因此,美国智库的介入实际阻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协同水资源管理与合作的进程。以湄公河流域为例,美国与湄公河中下游国家建立的“美国-湄公河伙伴关系”机制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将同处于湄公河流域的中国排除在外。同时,美国智库重视公众参与,与中国周边流域的公众组织合作,试图通过塑造公众认知向中国施压。例如,史汀生中心与越南的非营利组织人与自然(Pan Nature)和越南河流关系网络(Vietnam Rivers Network),建立了紧密关系,深度参与湄公河流域的水质水量、粮食安全和渔业发展等议题,旨在通过舆论压力阻碍上游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将中国和湄公河中下游国家置于对立面,影响湄公河流域的国际合作。

　　3.3 美国智库观点的逻辑与事实谬误

　　美国在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这一议题上形成了“学术—智库—政府—公众”的完整链条,希望通过这一链条塑造美国公众及其盟友在这一议题上的认知,将中国塑造成“水霸权国”,进而影响中国与周边流域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智库视中国为周边流域水资源安全的“威胁”,这一看法具有明显的倾向性。针对其主要观点,本文也予以简要回应。

　　其一,美国智库专家普遍对中国内部水资源进行了评估,但带有“有色眼镜”,缺乏研究评估应具备的客观性和全面性。美国智库过度关注中国的水资源治理困境,对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则采取了选择性忽略的态度。如为应对中国的水质与水量问题,中国很早就采取了“政府监管—公众合作”的模式展开一系列提升水质、水量的政策实践。中国于2015年和2024年积极颁布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与《节约用水条例》等,对水质和水量展开综合治理。同时,中国早在2014年就推出了“河长制”制度,将城市河流的水质与政府高层官员的绩效挂钩,并推动公民和非营利组织以“河流维护员”(river keeper)的身份协助官方工作。研究表明,河长制的工作有效推动了国内河流水质的改善。然而,美国智库刻意忽略了这类有效的水资源管理措施,夸大了中国合理的用水行为。

　　其二,美国智库认为中国长期将水资源问题“安全化”和“武器化”,即将水资源问题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且视水资源为战略武器,影响下游的水资源使用。实际上,中国在处理周边国际流域问题时,更多采取的是“去安全化”的措施。数据显示,中国与周边国际河流流域国家已经签署了50多个双边水资源治理条约及协议,建立了十多个以合作开发、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国家间跨境流域治理机构。中国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处理周边的跨境水资源问题。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额尔齐斯河为例,中国在与哈萨克斯坦水资源合作的进程中,共签署了十余项协议,包括《中哈关于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合作协定》和《跨界河流水质保护协定》。这些合作协定都基于中国的积极参与而稳步推进,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启在“一带一路”合作下重要的组成部分。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伴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长,美国意图介入中国周边事务以损害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将中国拖入美国主导的安全话语中,其对华竞争的议题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其间,美国智库觉察到中国跨境水资源管理的复杂形势,将水资源议题视为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抓手”。作为美国政府政策推进和决策咨询的重要来源,美国主流智库已在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形势战略评估与行动介入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这一议题上,梳理美国主流智库的核心认识是十分有必要的。

　　本研究以美国8家智库的22篇代表性文献研究为样本,以美国智库为分析视角全面梳理了美国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的战略评估。本研究认为,美国长期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态势持有负面认知,认为中国以上游的地理位置优势,“控制”了中国周边地区的水资源治理,加深了周边流域国家的非对称依赖性,进而成为了区域安全的潜在威胁。在这一主流观点形成的过程中,美国智库的分析报告大量使用“地缘竞争”、“单边行为”、“缺乏合作意愿”等负面评价,认为中国通过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数据竞争等方式增加资源竞争的筹码,试图将中国构建成区域内的“水霸权国”,阻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水外交进展。这一研判深刻影响了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并成为舆论扩散的基础,将中国正当合理的水资源利用曲解为地缘竞争的手段。

　　研究美国智库信息具有前瞻性,有助于了解潜在政策变化和未来发展方向,为战略规划和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美国智库长期关注和分析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问题。准确收集和理解其观点的异同、缺陷及影响,将为决策者提供完善的信息支持,有助于中国有效评估周边安全形势,并展开针对性的水外交行动。特别是在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研究美国如何以水资源议题遏制中国并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4.2  对加强我国智库相关研究的启示

　　从美国主流智库的文献样本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周边跨境流域水资源安全的关注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期存在的。美国智库长期秉承政策研究、咨询建议、公众传播等多种职能,其角色不可或缺。因此,在警惕美国智库言论的同时,中国需要有选择地借鉴美国智库的研究模式和经验,加强对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的研究、政策规划和舆论管理,从而提升自身在该领域的应对能力和国际话语权。

　　第一,健全水资源议题相关的情报体系。一方面,在水资源议题上加强对美国及其盟伴国家智库信息的追踪。这包括长期追踪、收集和分析智库报告、政策文件及公开发言等重要文件,同时还需要特别关注水资源研究重要学者和美国政客的言论。在分析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识别和判断美国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的立场和主张。另一方面,将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重视周边流域内国家水资源政策与实践动态,建立完善的信息追踪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情报分析和预警机制,结合美国与周边流域国家水资源治理实践动态,研判话语特点,及时发现和评估潜在的政策动向和战略变化。

　　第二,重视跨学科、跨部门的水资源安全研究。美国智库的材料与观点有大量的软科学学术文章佐证,这些研究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深入分析政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支持。相比之下,中国的水资源研究重科学论文,轻视软科学论文和政策类文献。这种偏重导致政策研究领域薄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受限。为了扭转局势,中国需要更加重视跨学科研究,推动软科学和政策研究的发展,从而全面、客观地看待和解决中国的跨界水安全问题。

　　第三,加强舆论管理,积极引导国内外舆论,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进而防止外界对中国水资源政策的误解和曲解。借鉴美国智库的传播经验,以智库为支点,形成学界、政府、公众组织三方良性互动,将“学术研究—政策支持—知识扩散”融入智库工作,广泛传播中国在跨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积极态度和实际行动。同时,鼓励中国智库与学者展开国际合作与交流,分享中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减少误解和曲解的发生。

　　第四,从水外交实践来看,中国应通过制度设置和技术交流,以智库为中轴点,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水资源合作,推动水外交多元化发展。中国已与下湄公河五国、哈萨克斯坦等建立长期合作平台。依托这些平台,通过智库对话,开展水资源相关的科学议程和实践行动,通过经验分享和技术援助,实现共同治理,提升区域性水资源合作平台的影响力,增强中国在水资源治理方面的领导力和话语权,形成周边水资源利益共同体。

　　

　　来源：情报杂志，2024，43（11）    作者：贾佳美子 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