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治水奠定华夏文明起源和大一统国家发展兴盛的根基

　　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起源和发展时，曾对治水与东方社会发展特点的关系做过论述，认为东方社会之所以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是出于举办水利等公共工程建设的需要。很多学者都持有类似观点，以至于产生“水利社会”或“治水社会”的说法。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建立，就与大禹治水有着密切的联系。

　　1.1 大禹治水催生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为国家诞生奠定成熟条件

　　大禹治水发生在距今约4200-4100年前，其所处的历史节点，恰好是中原的华夏文明进入国家时代的前夕，治水由此成为催生华夏国家文明诞生的重要契机。其时，经过炎黄时期大规模部落战争洗礼的中原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部落联盟体系，华夏族的雏形正在构建。此时发生了一场世纪大洪水，据《史记·五帝本纪》载：“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大禹率领民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疏通九川、治理九泽，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功。正是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进行了适应当时生产力条件的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创新，形成了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使中原地区一跃跨过了国家文明的门槛。

　　第一，通过治水，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庞大的治水工程，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协调合作、法度建设、财政后勤供给等能力，都是空前的，远非原有的部落联盟体制所能容纳。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积累了权威，并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基本具备了行政集权运作方式的特点，铸造了象征权力的九鼎，加强对各氏族部落的管理，形成了对部落联盟强有力的领导，在之后顺理成章地将治水组织体系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

　　第二，通过治水，开展了全面的“国土调查”，形成最早的行政区划。大规模的治水，带来了全面勘查天下山川地理的条件，所谓“行山刊木”，摸清了“天下”范围内的自然条件、资源物产、土地山林等情况，各地山河有了确定的名号，在这一基础上，大禹划分了“九州”。这种相对清晰的国家地理疆域认知和内部行政区划，无疑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第三，通过治水形成的组织机构体系，在治水过程中和治水后，承担了大量公共事务。比如治水使水土得到平定，洪水消退后，河流下游淤漫成了大片肥沃平原，大禹对已有耕地和新增可耕土地，进行了全面的规划治理，划分土地等级，重新进行分配；同时，在治水过程中“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九山刊旅、九川涤原”，开辟了新的陆路与水路交通网，使“四海会同”。这些社会公共事务的开展，使治水机构向国家公共管理机构转变。

　　综上，正是通过大禹治水的卓越成绩，保护和拓展了华夏远古族群的生存空间，巩固了农耕文明的基础，塑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促使史前部落联盟向早期王朝演变，为国家的诞生一举奠定了成熟的条件。治水由此成为华夏国家文明的深层底色。

　　1.2 治水的需求在客观上催生大一统政权的产生

　　从秦朝开始，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中央集权、郡县制、重农抑商、多民族多元一体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并延续两千多年。治水在形成、巩固和维系大一统国家的进程中，发挥着极为特殊的作用。众所周知，秦所修建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三大水利工程，对秦消灭六国、一统天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

　　由于治水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事业，涉及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跨越广大区域，需要强大的协调和组织动员能力，也只有在大一统的体制下，才能有利于统一规划和治理，才能有效应对繁重治水任务和重大治水挑战，确保治理成效。中国的重大治水工程，都是基于成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在国家意志强大作用下推进的。

　　1.3 治水巩固和维系国家的统一兴盛

　　同时，治水又反过来巩固和维系着国家的统一，古代治水包括的三项主要内容，即治河（防治洪涝等水灾害）、修建运河（发展漕运）、农田灌溉，正是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确保社会安定、保证农业生产的标志性事业，其中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考量，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第一，江河治理成败影响政权兴衰，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我国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水旱灾害的频发，特别是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但黄河又善淤善决善徙，灾难深重，治理黄河由此成为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一部黄河治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治国史，凡是历史上处于政通人和、国家安定统一的时期，中央政府有强大能力，即十分重视治理黄河。历史上也不乏因为黄河治理不力而导致政权衰亡的案例，如王莽因迷信不堵黄河决口而导致民心丧失，元朝末年黄河治理不力成为农民起义的重要诱因。

　　第二，运河通畅维系大一统国家命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权特点，决定了对首都运行的经济保障有非常高的要求，从汉代开始就已经有漕运。隋代以后，随着南方经济崛起，北方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分离的局面就一直存在，南北大运河成为历代大一统王朝须臾不可离的命脉。由于运河对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最高国家利益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历朝中央政府都始终把运河治理作为国之要政，倾力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的运作。

　　第三，农业灌溉铸就农耕文明辉煌。我国几千年来农业立国，灌溉农业的特点，决定了水是农业文明的基石。《农政全书》中强调“农为政本、水为农本；赋税之所出，与民生之所养，全在水利”。历代盛世，都大力推行农田水利建设。农田灌溉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大范围水土资源的开发，造就了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河套平原、两湖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富庶地区，使其成为国家粮食供应基地和基本经济区，奠定了古代王朝和农耕文明的根基。

　　2 治水之道反映和蕴含深刻的治国之道

　　水具有美好的品质，我国古代圣贤，从哲学高度上对水都有过崇高的赞美，如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子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荀子讲“君子见大水必观焉”。水的特性，使先人受到很多启发，引申出对于治国的思考，康熙皇帝就讲“治水如治天下，得其道而治，不可用妄巧行”。在中国古代，以治水喻治国的名言、典故、警语，可以说比比皆是，生动而贴切，从而将治水精神升华为一种具有典型中华文明特点的治国之道。

　　2.1 因势利导、顺应民意

　　大禹治水成为千载美谈，在于他“因水以为师”，汲取父辈治水的经验教训，将壅川筑堤之法改成疏导入海之法。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勘测高程、规划流路、开掘河道，带领百姓“疏川导滞”，使洪水得以回归河槽，流入大海。这种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古人将其升华为重要的治国理念。有名的召公谏周厉王弭谤的故事，讲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治国者必须要善于疏导民众情绪，使其充分表达意见，不能一味采取高压手段，否则就可能激化矛盾、动摇统治。由此，顺应民意、民本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的重要理念，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魏征向唐太宗阐述国君和百姓的关系，说出了千古名言“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水上行舟喻治理百姓，水稳则舟稳，因此君王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孟子劝谏国君只有实行仁政，才能实现“民归之，犹水之就下”，将天下归心形容为江河汇聚，具有很强的形象感、说服力。

　　2.2 防微杜渐、居安思危

　　中国古代水灾害的频发多发，使中国古人形成了很浓重的居安思危的思想观念。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为最大”。水灾害造成社会生产力受损，常常对治国理政和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社会动乱，动摇统治根基。如北宋时梁山泊曾爆发过大的农民起义，这与黄河水灾的频发有重要关系，当时黄河数次决口，下泄之水全部注入梁山泊，导致土地淹没、房屋毁坏，给当地经济带来毁灭性灾难，由此当地的阶级矛盾变得极为突出，从北宋熙宁年间至金朝初年，史料中一直有梁山泊多盗的记载，如《宋史·蒲宗孟传》载：“郓介梁山泺，素多盗”，这些所谓的寇盗，主要是当地失去土地且为生活所迫的农民或渔民，正是频发的水灾害，成为加剧社会矛盾和导致北宋政权瓦解的重要诱因。因此，古人特别强调居安思危，讲到防微杜渐、扼杀灾祸于苗头，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贴切比喻。西周大夫伯阳甫讲到江河与政权兴衰的关系，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必竭……亡之征也”。《易经》中则明确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等等。

　　2.3 统筹规划、系统治理

　　贯彻系统治理的思维，是我国古代治水的一大传统，这种思维基于我们自身的文明特征和哲学理念，因此与治国之道也是相通的。治水的本质，就是“除水害，兴水利”，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治水如同治国一样，都需要树立系统性思维，要将治水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和全局中来统筹考虑，这就要求必须有整体的规划理念、完整的制度建设、多方面的保障措施，从而实现除害兴利、功能兼顾、目标多元、开发与保护协同。因此，治水是对一个政府的行政能力、财政经济、社会动员、科技水平的全方位考验，是体现国家综合治理水平的“系统工程”，在做治水决策时，不能只考虑治水工程本身的问题，还必须考虑对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例如西汉后期，贾让提出“治河三策”，上策主张不与水争地，徙冀州之民、决河北流，给河流让路，一劳永逸，但实施

　　难度极大；中策主张多穿漕渠、分杀水怒、兼引渠灌田；下策加高堤防、维持河道，能短期见效，但非长久之策。这三策是对黄河下游河段已经演变为“悬河”的现实情势的长远思考，对处理好黄河水沙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通盘考虑了“三策”对于土地使用、社会稳定、移民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充分说明治水不仅仅是工程上的谋划，而是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相密切联系。

　　2.4 公而忘私、团结一心

　　治水是规模极大、难度极高的事业，公益性很强，需要组织、需要分工、需要纪律、需要牺牲、需要奉献，必须要公而忘私、团结协作。大禹在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治水能取得成功，一方面是由于他正确把握了治水规律，另一方面更是在于他艰苦奋斗、勇于担当、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从而能够汇聚起众多的部落力量，实现团结治水。这种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而且历史也充分证明，凡是有悖于全局利益，为一己私利、为眼前之利益而破坏团结大局的治水，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战国时期魏国丞相白圭治水，主要是通过修堤筑坝阻拦洪水于国境之外，导致邻国泛滥成灾，孟子批评道：“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这种损害他人利益的治水当然要受到反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会盟，促进团结治水都是重要内容，如公元前651年葵丘之会，强调“无曲防”；公元前657年阳谷之会，强调“无障谷”；公元前562年亳城之会，强调“毋壅利”。同时，治水也在客观上起到凝聚国家人心力量的作用，如历史上汉武帝曾亲临现场指挥过著名的“瓠子堵口”，“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作《瓠子歌》两首，用“宣防塞兮万福来”的豪言壮语鼓舞士气，这次治水，无论是亲临现场指挥者层次之高，还是亲自参与堵口的文武官员之多，在古代治水史上都是罕见的，正是由于这种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使黄河水患得到治理，并对带动全社会重视水利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据记载，“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我国历史上很多大政治家和文人，也都很重视治水工作，如白居易、范仲淹、苏轼、林则徐等，他们每到一地为官，就关注当地的水利事业，广泛组织和调动起民众，兴修堰塘、堤防、渠道，通过治水造福一方。

　　3 从治国理政全局谋划新时代治水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就治水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指出“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推动新时代治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第一，提出水安全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水安全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在保障国家安全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当前水安全中的老问题仍有待解决，新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水灾害突发性、极端性、反常性越来越明显，这决定了我们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全面提升防范化解水安全风险的能力和水平，把保障水安全融入到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各环节。

　　第二，提出必须从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实现治水思路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新老水问题相互交织的科学判断，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大局，从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强调治水必须要有新内涵、新要求、新任务，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实现治水思路的转变。十六字治水思路综合研判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发展的历史定位和实践需求，强调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坚持贯彻落实全面节约战略从各环节都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坚持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协同发力，深化对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认识，为新时代治水实践提供了科学指引。

　　第三，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水资源问题考虑进去。党的二十大把高质量发展明确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治水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的国内大循环，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需要水资源的有力支撑。他提出要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强调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要深入分析南水北调工程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这就要求我们深刻审视和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水情，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现状，优化水利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全面提升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供水保障能力、战略储备能力，提升水利公共服务的保障标准、保障能力、保障质量，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全局。

　　第四，提出将新时代治水之道与治国之道有机结合的国家“江河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全局，以大江大河流域作为发展着眼点，统筹国土空间开发布局优化、区域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复兴文化文明等一系列重大任务，提出国家“江河战略”，体现了高超的谋篇布局艺术、宏阔的战略思维能力、深邃的文明视角。国家“江河战略”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治水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谋划有机结合起来，把江河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轴线，充分发挥长江、黄河等各大流域联陆接海的作用，强化流域经济协同均衡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优化人口、城市、产业发展布局，推进陆海内外联动、东中西和南北方均衡发展。同时，正是由于以江河作为发展着眼点，几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都强调保护优先，将绿色作为发展底色，遵循流域系统性规律，推动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江河战略”的提出，根植于我们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大河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深厚的治水文明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治水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治水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对当代“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的完美诠释，不愧为新时代的大国治水治国方略。推动国家“江河战略”，必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的支撑，并凝聚磅礴的民族自豪感和精神文化力量。

　　

　　来源：水利发展研究，2024，24（4）   作者：陈茂山 王亦宁